不再讓莫斯科沉默！從情報局特工到戰鬥民族總統…是什麼造就了現在的普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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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理解普丁總統行事風格的人，應當瞭解２７年前那個冬夜，發生在東德小城德累斯頓的一件事情：

１９８９年１２月５日，柏林牆剛剛倒掉沒幾周，東德的控制體系就已經處於了苟延殘喘的地步，反對派的力量好似已具有摧毀一切的能力：夜色中，激動的人群開始攻擊東德國家安全部位於德雷斯頓的分支機構，而以前強大無比的東德祕密警察卻好像突然間就變得無能為力了。結果，一小群示威者決定越過馬路開始將矛頭對準了蘇聯克格勃在德雷斯頓的聯絡站。

「警衛們立即從門口跑回了樓裡，」當時就位於人群中的齊格弗裡德•丹納特回憶道。

很快，示威人群面前出現了一位蘇聯軍官，而且，據丹納特表述：他個頭並不高，而且，情緒也明顯有些激動。

「他對我們這些人說道，不要試圖用武力衝進這塊地方。我的同志們是全副武裝的，而且他們有權在緊急必要情況下使用武器。」丹納特回憶道。

這位軍官的話，最終讓示威積極分子們退縮了。

然而，這位關鍵時刻阻止了衝擊的克格勃特工相當明白，形勢仍然非常危險。於是，他自然而然地想到了駐紮在附近的蘇聯坦克部隊，但他的求助電話打過去，對方的回答令其震驚無比：

「沒有莫斯科的命領，我們什麼也不能做。」電話另一端傳來無奈的聲音，「但莫斯科在沉默。」

「莫斯科在沉默」這句話，令此人餘生難忘。1989年，體制的變化就發生在了其頭上。

現在，他自己成為了「莫斯科」，而這個人就是——弗拉迪米爾•普丁。

▲未來的俄國總統普丁

「我認為，莫斯科在沉默這句話，是理解普丁的鑰匙，」為普丁寫了德文傳記的鮑利斯•拉伊特舒斯傑爾說道，「沒有在東德工作的經驗，我們會有另外一個普丁和另外一個俄羅斯。」

德雷斯頓的遭遇給普丁上了忠實的一課，這一課讓其銘記至今。正是在東德，未來的俄國總統形成了自己對社會結構的認知，並確認：必須建立強大的聯繫，當然更要保持自己良好的狀態。這一經驗讓普丁開始思考俄羅斯政治精英的脆弱性，開始考慮面對人民時這些精英有多麼容易變得可笑。

普丁是在１９８０年代中期到的德雷斯頓，這是其做為克格勃特工第一份駐外工作。

當時，東歐還是蘇聯在西歐的前沿陣地，其國土上不僅有蘇聯間諜，還有蘇聯駐軍。

尚是小青年時，普丁就希望加入克格勃：間諜虛張聲勢的勵志故事讓其熱血沸騰。對於自己最初對「間諜」的理解，他後來都曾笑言：一個間諜可以做整支軍隊都做不到的事情，一個間諜可以決定數千公民的命運！

▲東德國家安全部保留的檔案，上有普丁的筆跡

然而，最初其在德雷斯頓的大部分工作卻是單調乏味的。東德國家安全部的德雷斯頓檔案中存有普丁簽名的信：要求東德特工領導人確定一位舉報人的電話。除此之外，普丁就是要參加雙方特工部門之間無數次的協調會，目的自然是為了保持兩國之間的聯繫。

不過，即使國外的間諜工作並不是那樣刺激和興奮，但普丁及其家人在東德的生活還是比較滿意的。

其當時的妻子柳德米拉後來回憶說：東德的日子和蘇聯的日子是大不類同的：「街道很乾淨，窗戶也很明亮，他們每週清洗一次。」

▲東德提到普丁的祕密檔案

普丁一家住在供克格勃及斯塔西（東德國家安全部的簡稱）特工居住的公寓裡。按柳德米拉的話講，德國人是讓她嫉妒的：「我想，斯塔西的特工收入要比我們的人多，從我德國鄰居的日常生活中就可以看出來，我們，當然要節約，以便買車。」

東德的生活水平確實要高於蘇聯。據普丁在克格勃的前同事弗拉迪米爾•烏索裡採夫回憶，未來的俄羅斯總統當時曾數小時的研究西方的衣服圖集，以求瞭解時尚的發展趨勢。

普丁還特別喜歡喝東德的啤酒，尤其是德雷斯頓當地出產的一種名叫「拉德柏格」的啤酒。所以，在那些年，他的身材看起來並不是那麼好看，絕對不像是現在克里姆林宮新聞局所釋出的那些總統袒胸露背照那麼漂亮。

東德和蘇聯在政治結構上也有區別：儘管東德是統一社會黨大權在握，但其國內仍然有其他黨派的存在。

「普丁很喜歡這個小天堂，」鮑里斯•拉伊特舒斯傑爾認為，「東德是他的政治模型，他試圖在今天的俄羅斯建出某個類似東德的模式。」

然而，1989年秋天，這個原本對於克格勃而言的天堂，變成了地獄：普丁親眼見到，抗議的人群撲上了德雷斯頓的街頭。

10月初，數百跑到西德駐布拉格使館的德國人，被允許坐著車到西歐。在德雷斯頓，成群的人試圖突破警戒線坐上列車離開東德。

據當時德雷斯頓市領導人伯格霍夫爾講述，當時德雷斯頓的情況對於祕密部門而言，就是混亂無比，實際上，就是要對抗所有的市民，暴力已經無可避免。

「德雷斯頓市駐紮有蘇聯坦克部隊，」伯格霍夫爾指出，「蘇聯將軍們告訴我，如果我們得到莫斯科的命令，坦克會開出來的。」

柏林牆倒下之後，人群甚至開始聚向斯塔西及克格勃在德雷斯頓的辦公地。弗拉迪米爾•普丁當時也完全相信，莫斯科的高官們會在最後必要的情況下派出坦克。

然而，戈巴契夫為首的莫斯科卻是沉默了。蘇聯坦克無事可做了。沒有任何人向漩渦中的克格勃特工伸出援助之手。普丁和他的克格勃同事們開始著手銷燬特工部門的一些檔案資料。

「我自己都燒毀了巨量的資料。我們燒的太多了，把火爐都燒壞了。」普丁後來曾在公開承認。兩週之後，普丁再次受到了虐心之舉：西德領導人科爾來到德雷斯頓發表了演講，而後從其演講的氣勢而言，東西德的統一已經勢不可免。

演講時，科爾稱讚了戈巴契夫，那個在莫斯科拒絕派出坦克的人。除此之外，談到東德時，他用了「祖國」一詞，這一詞在戰後的德國是一直迴避的一個詞。所以，這一詞語的出現，立即引起了公眾的興奮。現在，並不知道普丁當時是否在演講現場，但是，作為一名克格勃特工，其絕對會瞭解這一演講的。

東德隨後幾個月發生的事情，極大的影響了普丁的家庭生活。

「一個幾乎被你當成祖國的國家，突然就沒了，那是太恐怖的感覺，」柳德米拉回憶道，「和我是朋友的一位女鄰居，哭了整整一週。要知道對於他們這一切是反轉，她們的生活、仕途。

普丁工作關係中的主要聯繫人之一，霍爾斯特•比姆少將，也就是普丁希望他確認舉報者電話的人，不肯接受清算者的汙辱，90年的時候自殺了。

在回家的路上，普丁也許會考慮：當權力面對民眾集會時，會發生什麼樣的事情？

「德國朋友送了他們一個老式的、用了二十年的洗衣機，普丁一家就這樣回了列寧格勒。」自由記者瑪莎•吉森這樣寫道，「有一種感覺，他為自己的國家服完役了，但什麼也沒有留下來。」

除此之外，普丁回到的還是一個戈巴契夫時代鉅變的國家，一個處於危機邊緣的國度。

「他回到的是一個變化為其所不能理解、更不想接受的國家。」吉森寫道。

他的家鄉列寧格勒，已被改名為聖彼得堡。普丁能在那裡做什麼？據說，他甚至曾想到過說要當計程車司機。

不過，很快普丁京明白了：他從德國帶回來的不止是一臺舊洗衣機，還有更多的東西。

▲最左面的第二個人就是普丁

在德雷斯頓他認識了那些人，也許，他們現在已經沒有了自己的社會地位，但是，他們在新俄羅斯卻可以再次發揮自己曾有的能量。

東德國家安全部的檔案中，有普丁在德雷斯頓服役時的照片：照片上他的周圍到處都是蘇聯的高官和祕密部門的高階將領，儘管普丁那時還年輕，還是站在邊上，但卻已經進了他們的精英圈層。

邁阿密大學的卡林•達溫莎教授曾寫過一本名為《普丁的強盜統治》的書，在書中，教授明確指出：正是在德雷斯頓，普丁認識了其朋友圈中的那些重要人物，其中包括謝爾蓋•切梅佐夫，此人後來曾出任俄國防出口公司的領導人，俄羅斯石油運輸公司總裁尼古拉•託卡列夫也應當是普丁在德國的熟人。

留在普丁圈子裡的不僅僅是其俄國同事。比如，曾在俄德天然氣管道建設方面起到重要作的北流公司，其經理馬加斯•瓦爾尼格就曾在東德國家安全部工作。據一些資料顯示，其在德雷斯頓的時候，普丁恰好也在那裡工作。而從俄羅斯穿過波羅的海到德國的天然氣管道，在很長一段時間裡代表了俄國和德國之間的特殊關係。然而，烏克蘭衝突，現在確阻礙了這種關係的發展。

▲2006年，普丁再回德雷斯頓，獨自進入到自己喜歡的咖啡館裡，與偶遇的三位德國工人聊天

專家們中間有一種觀點：基輔發生的那一切，讓普丁想到了東德事件，尤其是讓他想起了1989年12月的那個寒夜。鮑利斯•拉伊特舒斯傑爾就堅持認為：2013年-2014年，基輔發生混亂的時候，普丁記起了自己在德雷斯頓時的情形，而且，其記憶深處舊時的恐懼，也再次回到了他的腦海裡。

也許，他仍然記得，社會的變革，不僅可以由暴力或是軟弱引發，更可以由熱情引發。1989年，他在德雷斯頓就見證了愛國熱情如何轉化為另一種渴望，而且，變得比體制的力量更加強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