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紅色]帝國晚期的傳播失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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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共產國家的意識形態宣傳規律，逢其反覆表示要堅持或加強某方面教育宣傳之時，往往就是其面臨危機之日。鑒於最近中國教育部發文，敦促教育者“在教育的每個階段和方面進行‘愛國主義教育’”，“將其融入到課本、學生評價、博物館參觀和互聯網中”，再聯想到中共管控媒體力度日益加強，資金人力投入日漸增多情況下發生的種種現象，只能說，中國已進入帝國晚期的傳播失靈狀態。

北京市行人從一幅雷鋒畫像前走過傳播失靈現象的主要表現所謂傳播失靈，是指特定社會系統下由於結構性的功能缺失所引起的資訊短缺、信息傳遞失真或扭曲現象。傳播失靈的表現有如下幾種：一，當局希望國民相信的歷史、人物，往往成為人們解構的主要目標。教育部文件要求，高等院校要更徹底地教導學生“永遠跟黨走”，“講清楚否定黨史、國史、革命史和改革開放史以及詆毀英雄人物的危害性”，說明當局已經對這種解構忍無可忍。該文件說的“英雄人物”是指雷鋒、劉胡蘭這類榜樣；黨史指的是中共成立以來至今的近百年歷史。對雷鋒與劉胡蘭的解構，既有嚴肅的研究，也有無數段子與冷笑話。對於黨史的解構，有高華寫的《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還有楊奎松等人的中共建黨以來從“境外勢力”蘇聯那裡接受的革命經費專題研究；關於中共領袖人物的解構著作有高文謙的《晚年周恩來》，李志綏的《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對九一三事件的研究更是汗牛充棟。談到“改革史”，我那本《現代化的陷阱》及所寫文章自然會列在黑名單上。一個黨、一種政治勢力自我神化的過程，就是通過虛構來建構歷史，這種虛構在言論自由的國度容易被解構，因為所謂“解構”，就是將被扭曲的歷史與真實還原的過程，就是消解宣傳神化作用的過程。但在中國這種極權政治體制下，解構歷史與真實敘述現實都極為困難，需要不少勇者者前赴後繼，經歷諸多文字獄，才能鋪就一條通向真相的道路。由於不少有勇氣、有良知的中國知識分子甘當鋪路石，這條路已經成型。二，遇公共事件，人們寧可相信傳言謠言，也不相信媒體這方面的最近典型例證就是天津2015年8·12大爆炸事件。爆炸事件發生後，網民不相信官媒對肇事公司背景及爆炸原因的解釋，開展了一場用謠言倒逼真相的信息戰，通過對公司後台的各種傳言（牽涉到新老政治局常委李瑞環、張高麗），逼使中南海給天津地方政府施加壓力，讓其向媒體開放採訪，終使北京為主的外地媒體挖出了不少真相，比如財經網在8月17日的文章《瑞海真實股東隱現知情人：只峰是小螞蟻》後專門配上《圖解天津爆炸企業瑞海國際的“朋友圈”》等等，讓真相浮出水面。由於互聯網時代的信息傳播手段相當豐富，中共當局以往那種“只許官方撒謊造謠，不許百姓尋問真相”的時代已經終結。天津大爆炸發生後，網民集體創作的“以謠言應對官方謊言”的方式，就是帝國晚期傳播失靈的重要例證。三，官媒宣傳之“暴徒”與“壞人”，民間奉為英雄。這一現象的發韌是2008年7月1日的楊佳事件。北京青年楊佳在上海遭受冤屈，申訴一年多不得解決，最後抱著“你不給我一個說法，我就給你一個說法”的必死之心，隻身持刀闖進上海市閘北區公安分局，手刃6名警察。當時中文世界的輿論出現兩極化現象，官方媒體稱之為暴徒的楊佳，成為網路盛讚的“抗暴英雄”。另一個典型人物就是屠夫吳淦。2015年5月下旬，人民網刊發以“新華社記者”名義撰寫的《揭開“超級低俗屠夫”的真面目》，意在摧毀吳淦的社會形象。但在維權人士當中，吳淦被視為“死磕派”代表，他根據自己維權經驗所寫的《殺豬寶典》，據說對維權人士具有指導意義。因此，被當局與官媒視為不光彩的維權手段，如互聯網人肉，媒體曝光，私底下搜集所有相關個人訊息，包括貪腐證據和家庭信息打擊官員或者相關人物，在維權界眼中，卻是吳淦創造的“非暴力抗爭的最激進最有效模式。”傳播失靈現象的產生原因及其後果導致傳播失靈，其首要原因當然是中共當局壟斷信息與教育所致。除了在校大學生之外，中國成年人一般都會隨著對殘酷現實的認知加深，先是懷疑學校所受教育為欺騙，繼而懷疑中國媒體傳播的信息之真實性。江、胡時期政治上相對寬鬆，在南方系列媒體及其他市場化媒體的共同努力下，一批專業化的調查記者通過自身的不懈努力，這些媒體曾經是公眾了解社會信息的一個重要管道。但進入習近平統治時期，北京管控媒體日漸嚴厲，加之調查性報道因政治、收益原因而終被放棄，中國人已經失去了從媒體了解中國的這條重要的信息管道，越來越依賴翻牆工具以及境外中文媒體提供的各種信息。這種情況下，不僅導致了中國人之間因翻牆與不翻牆造成的信息鴻溝，還導致了人們對中國現實的認知分裂。概言之，傳播失靈對中國社會造成以下幾方面影響：一，造成了大量斯德哥爾摩症患者。認知分裂主要體現在老年毛左身上。那些經歷過毛時代的老年人，刻意忘記自己年輕時經歷過的政治壓迫與經濟貧困，非說毛時代人人平等，沒發生過三年大饑荒，毛鎮壓的都是地富反壞右等壞人，連當年城市青年視若畏途的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都被說成是對青年人最好的鍛煉，且以“青春無悔”自傲，成為典型的斯德哥爾摩症患者。二，毀了中國青年一代。反映社會真實情況的資訊短缺，與各種鼓勵放縱人們出於生理需求的性消費、追求感官享受的垃圾信息轟炸，加上利益誘惑之下形成的按當局指揮棒起舞的五毛政治，最後在青年中養成了大量毛左與小粉紅。他們具有三大特點：病態的政治理念（要中國的民主而不要西方的民主）、對內對外雙重標準的中國特色民族主義，以及將不同意見視為敵人的鬥爭精神。三，加劇了當局的瞞旰自大與盲目決策。一個統治集團要想了解民情，需要多個信息源的存在。信息源越多，決策會越明智；如果消滅了信源的多樣性和多元性，只會讓政府處於結構性的傳播失靈狀態中，做出許多昏庸決策。中國政府投資造成了房地產拉動的高速增長，產生了幾十座鬼城與20年消化不完的數億平方米過剩住宅，墜入幾十個行業嚴重產能過剩的狀態，全由這種昏庸決策造成。四，制度性的傳播失靈使中國政府與媒體喪失了公信力。互聯網時代，官方壟斷信息源成為不可能之事，通過網路與境外媒體，中國政府的許多錯誤、黑暗面得以傳播，為中共政權培養了各種類型的政治反對者。無論是傳播失靈現象，還是傳播失靈造成的後果，都指向一個最終結果：中國人對政府已經沒有政治信任。一個喪失了民眾政治信任政府，實質上喪失了政治合法性。這就是北京越來越依靠暴力與謊言維持統治，政府與國民之間關係日趨緊張的根本原因。共產極權政治最擅長之事，就是建造“動物莊園”與《1984》裡面的大洋國（Oceania），在新聞出版、教育、理論研究等意識形態領域實行嚴厲管制，並通過暴力與謊言維持其存在。斯大林與毛澤東都成功地依靠暴力與謊言維持了其統治，但今天的極權統治遇到了一個斯、毛時代還未曾產生的互聯網，拆穿任何謊言都非難事，結果就形成了中共今天面臨的信息傳播失靈局面。